新自由主义学派认为，创新是企业的事情，政府不应该关心创新。政府只要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（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、有效的产权保护等）即可。创新是高度不确定性的，政府或个人都难以预测，这个不确定性需要由市场来选择。政府只能通过制度环境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，政府干预创新会导致更多的寻租空间，反而会压制住企业的创新动力，不利于激发真正的创新。

公共风险学派认为，政府在创新管理中，要管控公共风险，降低创新的风险和成本。在市场经济社会，创新存在两种风险：一是私人风险，即个人或社会组织（如企业、社会团体等）在创新中产生的各种风险。对此类风险，市场会自发通过各种机制来防范和化解，如风险投资机制、保险市场机制等。二是公共风险，即全社会创新面临的机会损失或共同损失。政府与市场的分工，实质上是不同性质风险的归宿划分。私人风险与市场相匹配，公共风险与政府相匹配。

积极干预学派认为，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，企业在创新过程中，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、技术本身的难度与复杂性等因素，需要逾越各种技术和市场的障碍。政府对企业创新的全过程提供各类扶持和帮助，具有责无旁贷的责任。政府通过构建有利于创新价值实现的创新体系、市场体系和经济制度，并借助项目资助、创新政策、市场规则、税费优惠、平台服务等政策工具，有效提升企业创新的效率。

从实践层面来看，政府积极干预创新的做法占了上风。比如，深圳扶持华大基因发展，从初创时期提供良好宽松的创业环境，到发展过程中举全市之力支持推动，再到产业化过程中，用创新政策推动企业产业化之路，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。

政府对创新的积极干预政策在深圳实践中获得成功，同样，西方发达国家创新政策也正在反思自由主义政策的不足，更加强调政府的有形之手。

近年来，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兴起了对政府促进创新作用的反思。如中美创新对话美方专家组成员、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·阿特金森认为，美国不会仅靠“自由放任”就能自动提升创新能力。

政府在创新活动中的作用体现在四点：一是政府“牵线搭桥”的协调作用。在市场机制下，面对创新活动的高风险性，多个创新主体，如企业、大学、科研机构很难一起协作，政府可以协调让各创新主体产生预期收益，促成创新合作。二是政府塑造有利于创新的政策和市场环境。在全球化竞争条件下，创新政策的吸引力，决定了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和配置。三是政府调节经济结构的均衡状态。发达国家形成了高附加值、高创新水平和高技能的产业结构。而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，是因为其形成了低附加值、低创新水平和低技能的产业经济结构的均衡状态，这依靠市场本身难以摆脱，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进行有效干预。四是政府前瞻布局科技前沿。在一些具有高度战略性、前瞻性和全局性的科技领域，政府通过科技计划实施，组织优势力量突破前沿关键技术，破解市场无形之手的失灵问题。

政府和市场之间是一种“犬牙交错”、“相互衔接”的关系。当前，在市场中的创新主体、中介服务体系还不发达不完善的情况下，政府适度介入企业创新、积极扶持企业创新，或许是无奈的选择，但也是有效的选择。政府干预创新要覆盖创新链的全过程，其路径选择重在四个方面：

一是技术前瞻布局。政府通过支持前沿性、前瞻性、基础性、行业共性技术研究等，促进科研成果和人才向企业扩散和流动，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和风险，确保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胜出。对本区域有基础、有优势的战略领域，要体现政府战略意志，在有可能形成突破的战略技术领域，要组织攻坚，聚焦重点，坚持战略决策不动摇，形成未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，提升区域和国家的竞争力。

二是完善创新政策。在创新链和创新活动的各个环节，通过与创新有关的产业、金融、知识产权、贸易、财税等政策，充分发挥政府对创新的统筹、协调、引领和带动作用。如通过科技金融等供给侧政策促进科技成果转化；利用税收优惠等普惠型政策扶持大众创业、万众创新；采取首购订购等需求侧举措带动创新产品的需求等。

三是优化市场环境。政府构建有利于创新价值实现的市场体系和经济制度，通过培育开放、统一、公平、竞争的市场环境，营造自由开放的科学研究制度环境，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的人才体制，公平、透明、可预测的政策实施环境，让企业能够获取创新带来的应有回报，激发全社会创新的活力。

四是创新服务体系化。政府简政放权，放宽市场准入管制，释放市场活力，大力发展市场化、专业化、社会化创新服务机构和组织，从四个链条建立健全创新服务体系：一是从创业苗圃到孵化器，再到加速器的全过程创业服务链条；二是技术转移转化的服务链条；三是提供金融资源的资金服务链条；四是人才服务链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