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合：吴教授好，今年南湖论坛的主题是“强国知识产权”，强调的是“创新与知识产权”。但事实上，自2003年提出“科学发展观”，尤其是2008年知识产权上升为“国家战略”以来，“要创新”一直在被提及，为什么十多年过去了，我们还在说，乃至今年的主题还是“创新”？您觉得这么长时间下来，“创新”的效果明显吗？

吴汉东：要说知识产权创新，这是知识产权永恒的话题，常讲常新。从它的本质功能来说，应该是激励创新、保障创新，但由于一个国家经济、科技、文化发展水平的差异，那么各国的政治家，对知识产权制度的选择，所秉持的立场，是各不相同的。一般来说，知识产权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，都主张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。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，为了吸收人家的技术和文化，主张免费使用，低水平保护。但这种情况、这种正确的差异，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就产生了重要的变化——那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和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》的形成。那么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，都是在一个标准上来保护知识产权的。这是一个总体的概况，所以我们现在不可能根据本国的发展阶段，来自由选择知识产权保护制度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。

事实上，知识产权制度从90年代中期起，就迅速的走上了一个集体化、国际化的发展道路。对中国而言，我指的是对于新中国而言（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才引入知识产权制度，追溯到清末，也曾经有知识产权制度。但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没有这样的制度）。我国1982年制定《商标法》，1984年制定《专利法》，1990年制定《著作权法》，我们的制度也就是这30多周年的时间。但这些立法，主要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，与国际惯例接轨，这某种程度上还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。

智合：对，这个修改是被动的。

吴汉东：说的太好了，就是被动的。是逼我所用。但是我以为，中国自2001年入世以后，特别是2008年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》实施以来，这十多年的时间，知识产权战略走到了一个新的、重要的历史转折发展阶段。即从逼我所用到为我所用。这时候，我们保护知识产权，恐怕更多的是为了激励我们创新事业发展的需要。过去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，走的那种传统的、依赖于人的发展道路，是不能长久的、难以为继的。它依赖于原材料、廉价劳动力，过多依赖于外国企业的技术而发展。我们强调创新，就是要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、而且要改变经济发展方式，甚至提升我们经济发展的质量，这都是创新发展的本意。知识产权制度在创新发展的时候，就是为创新发展提供新的保障。就比如对于创新活动，我们要进行知识产权界定；为创新产业的发展，提供制度环节；为创新成果，提供产权保护。这都是知识产权法，或者说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。

应该说在12年吧，特别是战略实施之后，中国取得长足进步的地方首先在经济发展。第一，中国在去年（2014年）的GDP总量是10.4万亿美金，是美国的经济总量的60%，是日本的两倍。这是非常了不起的。为什么了不起呢？我们在2011年首次超越日本，那时我们的GDP是美国总量的三分之一，这是第一个数据。第二个数据，2014年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是4.3万亿美金，世界第一，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。所以应该说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。

其次，中国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大国。第一，从2011年来，我国专利发明的申请量是世界第一，超越美国。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，发明专利的有效申请占到了全球的27.8%，那么去年呢，在这个基础上，又增长了12.5%，所以说，是专利大国。第二，也是商标大国。我们每年的这个注册商标申请量、累积商标注册量和有效注册商标量，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一。第三，我们现在也是一个版权大国，每年的版权产业，为GDP的贡献达到了6.78%，应该说已经高出了6%的世界平均水平。但总体说来，中国还不是一个知识产权强国，因为它的质量、水平、效益都有待提高。这也是为什么，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问题。

智合：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的主要问题在哪里？与知识产权强国的差距在哪里？

吴汉东：对于当前我国知识产权的问题，我的评价是，数量规模比较可观，质量水平有待提高，实施效益亟待改观。比如说，我们以专利为例。2012年的全球创新报告，例举了12个最重要的高科技产业，从计算机、航空航天、医疗设备到家电化工石油汽车化妆品等。在亚太地区，我们大概作为前十的权利人所占的份额只占23%不到24%，而日本企业占到总量的60%，这就是差异。从质量和水平来说，像全球创新100强，根据四项指标来判断，这个专利授权怎么样、有效专利授权总量、专利的国际组合、还有专利的背景经历。这四项指标来判断一个企业的它的创新水平，这是国际上通用的标准。

全球创新企业100强，亚洲46个，将近一半。但是日本企业，39个，韩国企业，4个，台湾地区，2个。中国1个，只有华为。所以质量和水平差异很大，至于产业化，我们获得专利、版权是为了什么？要提高生产力、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，但很多专利其实申请之后都没用。所以我们现在，包括专利技术产品在内的科学技术转化率，据官方的一个评价，是10%多一点。我国科学技术对于GDP的贡献率，去年是54%，高出发展中国家的34% 的平均水平，但是远低于创新国家的70%的水平。所以我觉得质量和转化率这两大块，就是用来解决我们离强国的差距。强国应该有两个基本品质：第一个，它必须是创新国家，也是法治国家。知识产权是法律制度，已经包含在内。总结而言就是有四个识别标准：就是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制度建设、产业发展、环境治理和这个文化养成。

智合：您说的四个方面,我们要如何落实呢？

吴汉东：十四届三中全会讲的还是很清楚的，三中全会讲的是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，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，那么四中全会讲的是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，实现国家治理的法治化。这个我觉得很清楚，第一个是要加强知识产权制度的建设，而且这种制度建设不再是简单的照抄、照搬、被动接受国外的知识产权制度，而且为我所用，满足本土创新发展需要，是一个基本的建设。

智合：所以我们要主动修法？

吴汉东：对，至于这个法怎么修，具体怎么修，就是10号文件。第二个，产业发展，就像美国、欧盟那样，要大力发展知识产权密集产业，就是说专利、版权品牌有关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，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对本国和本地区GDP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%和39%，那么出口总额占了60%和90%。我们现在的中国制造在国际制造业和国际生产方面还处于中级等级，中国制造是低端制造，还是高端制造，这是产业发展的问题。第三个问题，环境治理，在这里说的是要注重保护、加强保护，其实我们现在的保护，也不是什么所谓强保护，而是按照国际公约的最低保护标准，按照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规定，对它进行有效的保护。第四个，也是最重要的，是文化养成。知识产权文化首先是一个创新文化，它也是一个法律文化。创新文化讲的是尊重知识、崇尚创新、保护知识产权，那么法律文化强调的是尊重法律、崇尚法律、维护法律。

智合：之前您在演讲中提过，您前60年致力于理论研究，现在更希望能把这些研究落到实处，以帮助企业。您目前正在建设智库这件事是么？

吴汉东：其实我们国家有很多国家智库，过去我所服务的国家知识产权中心，也担任了一定分量的国家智库功能，比如我们国家知识产权局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，也是国家文化部多个部委的研究基地，理所当然要服务国家大体，为国家提供一些思想智慧，增加一些国家制度的功能。我们认为不仅仅要上接仙气，也要下接地气。因为知识产权事业要落地，最终是要落实到市场经济和以知识产权为主体的企业，因此我们这个智库就是在网络上做一个综测，既作为国家和地点的智库，也是产业和企业的智库，为他们的管理、战略、实施提供一些指导，也是我们的初衷。